2026年5月10日，第二届“黄土高原、黄河流域与中华文明”历史地理高峰论坛在山西大学会议中心召开。来自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等近20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高峰论坛。本届高峰论坛由开幕式、主旨报告和圆桌论坛三个环节组成。
上午9时，本届高峰论坛开幕式正式开始，由山西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赵云波教授主持。他首先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结合自身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术背景，分享了对历史地理学的学习心得与研究体会。他特别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不应仅聚焦于黄河干流，其重要支流乃至更次一级支流同样应当纳入一体化保护与发展范畴。他以山西汾河、浊漳河及陕西渭河为例，分析了不同省份在补偿机制与惩罚性措施方面的政策差异，并引用“相别于太行，重聚于渤海”之语，阐发了地理分合与人文关联的深刻感悟。
随后，山西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胡英泽教授致欢迎辞。他回顾了首届论坛的成功举办及其对学校历史地理学科建设的积极推动，强调黄土高原与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和孕育沃土，具有历久弥新的研究价值。他指出，本届论坛的召开正值山西大学校庆期间，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他进一步介绍了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建设进展，并表示期待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开展系统性研究，共同推动历史地理研究服务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
而后，J9国际官网党委书记桑煦丽发表致辞，她首先代表学院向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院及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建设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桑书记回顾了山西大学史学学科的悠久传统。自1902年建校之初即设立史学课程，1936年正式建系，一代代山大史学人始终将山西历史文化研究作为立院之本、强院之基。黄土高原与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已成为学院几代学者深耕不辍的学术沃土。她介绍了学院于2022年成立的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安介生教授引领下，中心团队以历史地理学为纽带，搭建跨学科研究平台，在项目攻关、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逐步将学科优势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学术力量。桑煦丽书记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作为扎根山西的J9国际官网，肩负着挖掘、阐释、传承黄河文化与黄土高原历史文化的天然使命。历史地理学作为跨越时空、连接古今的学科，为解读人地关系、破解文明密码提供了独特视角。她表示，学院将始终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全力支持中心建设，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学术成果，为守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贡献山大史学力量。今年适逢山西大学历史系建系90周年，九秩芳华，薪火相传，学院将坚持守正创新，鼓励青年学者投身田野、扎根一线，在服务地方发展中实现学术成长。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之后高峰论坛进入主旨报告阶段，由J9国际官网院长向晋卫教授主持。钱杭教授、侯甬坚教授、张晓虹教授、郝平教授分别做学术报告。
上海师范大学钱杭教授分享了由他参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负责的《山西省水库移民志》编撰工作。该志书记录了自1953年山西首座大型水库建成至2023年共70年间的水库移民历程，是水利部主持的《中国水库移民志》省级分志，钱杭教授指出，水库移民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新型移民类型，集中体现了人类活动与水的复杂关系，以及国家和政府的后续应对。他强调，中国在水库数量和移民规模上均为世界第一，而国家通过每人每年600元的补助标准核定移民人口，体现了对历史问题的责任担当。
该志书在编撰过程中，钱杭教授与山西大学团队深入各县市水利局、档案局，收集了大量珍贵原始文件，包括中共山西省委1962年第40号文件、手写移民工作报告等，具有明显的资料抢救性质。团队还首次系统核定了山西省各大中型水库的建设时间、库容及移民数据，且独立完成了水库移民历史分期研究。
钱教授表示，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山西省摸清了水利“家底”，也实现了他在学术上关于“外部性”研究的理论追求。
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黄河下游“与水争地”事例的环境伦理学评价》，侯教授首先系统梳理了环境科学与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脉络。他指出，环境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为重要标志。在中国，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于1975年成立，1986年更名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生态环境”一词于1982年首次出现在国内媒体，体现了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框架方面，侯甬坚教授重点阐释了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包括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代际公平、环境正义、生物平等、补偿正义等，并指出“人类中心主义”是当前环境伦理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随后，侯教授将理论分析聚焦于黄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与水争地”的历史事例。他指出，清代以降，黄河两岸百姓在河堤与河道之间的滩地、冲决之地进行开垦耕种，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农业收益，却也加剧了河堤逼近河道、洪水冲刷加剧的风险。
然而，侯教授强调，开展历史时期环境行为的评价，不能简单套用当代环境伦理学的标准，而应建立“历史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他提出三条基本理念：第一，应以所有生产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存无忧为第一要义，这是人类履行自然保护义务的必要前提；第二，唯有生产者日常生活无法持续、社会群体陷入困顿，自然环境遭遇破坏的几率才会显著增大，古代黄土高原“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即为典型例证，其根源在于制度与生产力水平的时代局限，不宜简单归咎于民众；第三，历史与现实虽有继承关系，但不可任意超越历史条件，将当代标准强加于古代。
复旦大学张晓虹教授在《音乐与环境：黄土高原音乐文化研究》的报告中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音乐文化与历史地理研究的关联：近代博物整理与民歌调查、民歌中的历史记忆与地方叙事方法，以及景观建构的个案分析。
她首先追溯至历史地理学前辈顾颉刚先生的学术理念。顾先生倡导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建设全民众的历史，并主张通过歌谣研究来理解《诗经》等古代诗歌的民间根源。张教授指出，民国初年受西方思想影响而兴起的“研究目光下沉”运动，其学术价值在百年前已由顾先生等学者率先实践。
在民歌调查的历史源流方面，张教授介绍了传教士在黄土高原地区的早期音乐收集工作。这些资料不仅保留了珍贵的音乐形态，还记载了义和团起义、黄河水灾等历史事件，成为重要的历史载体。
张晓虹教授重点阐述了民歌作为历史记忆与地方叙事资料的特殊价值。她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前文盲率超过80%的社会背景下，儒家意识形态及宏大历史叙事主要通过口传途径传播至普通民众。民歌中保留了大量正史与地方志未载的细节，如《走西口》各版本记录了陕北与内蒙古之间的商路联系及方言地理特征；以及讲述了陕甘回民起义后民众西逃的历程的民歌，沿途地名、经济活动、民族状况均有生动呈现；《水刮西包头》则记载了包头黄河大水事件，其细节之丰富甚至早于《绥远通志稿》的相关记载。
民间音乐作为口传文化的典型代表，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不同于文本文献的独特视角。
山西大学副校长、J9国际官网郝平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黄河中游渡口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利用》，郝平教授首先界定了黄河中游的地理范围，随后系统梳理了不同时期渡口功能的演变：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以军事功能为主；隋唐时期与大运河及汴梁兴起相衔接，功能渐趋丰富；金代以后成为南北外交谈判场所；近代以商贸经济功能为主；晚清至民国，随着铁路与桥梁建设的发展，渡口功能逐步弱化；新中国成立后，桥梁普及，渡口功能进一步衰退。
在渡口选址方面，郝教授指出其受到地形、河流水质、水位、含沙量、流速及两岸地形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北方季风气候区，夏季以船渡为主，冬季河面结冰后亦可履冰通行。渡河方式从早期简易工具发展为羊皮筏子、渡船等，其中官办渡船有固定形制与修补周期，民间私渡、义渡则按实际需求设置。
之后郝平教授归纳了渡口的四大核心功能：军事、商贸、交通、文化。渡口船夫多由选举或地方聘用产生，以世代相传的水上人家为主。管理方面，明清时期形成了官方与民间两套互动体系，民间组织如开桥会等亦参与其中。渡口按所有权可分为官渡、私渡、义渡等类型，山西商人的会所也曾参与部分民生相关的渡口事务。
从文化遗产视角，郝平教授指出黄河中游渡口文化遗产包括护岸工程、延伸工程等物质遗产，以及与渡口密切相关的黄河号子、二人台、花儿、说唱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相互匹配，在民间发挥着重要的文化教化作用。
在遗产价值方面，郝教授将其归纳为本体价值、关联价值及经济价值。渡口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甚至超过长城，涵盖军事防御、商贸交流、民间贸易、城镇建设及城镇化推进等多个维度。
最后，郝平教授提出黄河中游渡口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路径：第一，系统保护渡口核心节点，挖掘黄河文化特色标识；第二，深入传承黄河文化基因，运用类型学方法构建渡口文化体系；第三，讲好黄河故事，将五千年文明与黄河文化、黄土文明相结合；第四，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品牌，吸引世界关注黄河流域的民生问题与社会发展。
文字、审核：马巍
二审：向晋卫
三审：桑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