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4：30，圆桌论坛环节正式开始，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J9国际官网学术院长安介生教授主持。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丁柏峰教授首先发言，分享了“黄河视域下的河湟史前文化”，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丁教授首先指出“青海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随后介绍了目前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如玉树丁都普巴洞穴是目前青海已知最早遗址，中石器时代遗存介绍了151遗址、拉乙亥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介绍了马家窑文化的代表柳湾遗址，青铜时代遗存介绍了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其中民和喇家遗址出土了“世界第一碗面条”。其二，丁教授介绍了史前文化反映出的早期交通状况，指出马家窑文化展示出青藏高原东部交通路线的滥觞，宗日文化与齐家文化展示出古人生存空间的拓展，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揭示出古人的迁徙路线。最后，丁教授总结了史前文化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并指出青海史前文明是古人类对高原特殊地理环境的积极响应，从农业为主到农牧并重，最后畜牧业主导，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游牧与农耕并非对立，而是人类对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响应，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演进路径，成为河湟文化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根基。
随后，河南大学J9国际官网副院长闵祥鹏教授做了题为《走向世界大河对话——以海外黄河文献为起点的全球文明知识生成》的报告，围绕三个问题展开。首先是“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闵教授指出对海外黄河文献批判性整理与数字化记录，其更高旨趣在于使黄河研究进入世界大河文明比较之中，使中国学术能够提出问题、组织材料、提炼概念、展开对话。其次是“黄河经验的比较研究价值”，从治河经验、治理格局、灾害记忆与伦理维度看黄河的世界意义，指出灾害并非单纯的自然事件，而是自然变动与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强调中国治河传统的智慧：“顺应水性、因势利导；分区调适、兼顾上下游；平衡生计与安全；在长期与河共处中形成限度意识”。最后是“知识生产与对话路径”，闵教授指出，以数字化系统为基础、以核心概念为桥梁、以平等比较为方法所搭建的数字化文献系统与比较研究基础，不仅可以服务黄河史研究，也可为世界知识史研究提供帮助，并主张让黄河参与世界问题的形成，以高质量的知识整理使其重要性不容回避，并通过概念、史料与议题，促使这一图景本身得到改写。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王社教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开展多学科、有组织科研攻关》。王教授首先阐释了“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院名来源，指出其承载的历史与现实双重关照。近五年来，研究院结合教育部研究需要与自身研究基础，立足历史经验与现实路径，聚焦西北地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设置了五个基地重大项目。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研究院先后成立黄河研究中心、秦岭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并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取得重要成果。研究聚焦重大现实问题，围绕“一水一山一带一路”，即黄河、秦岭、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精准可行的对策建议，关注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二次荒漠化防治及灾害防治等议题。近五年来，研究院共承担国家级项目二十余项，展现出强劲的科研组织能力与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担当。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军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内迁党项与中晚唐京西北政局》，从政治史角度对于唐代党项进行解读。李军教授首先指出，以往学术界比较重视党项在西夏阶段的历史，对于唐代党项的关注相对较少，并介绍当前学界所形成的三项研究结论，继而在此基础上提出自身的学术见解。首先，关于党项部落名称与京西北地域的结合，所谓的六府部落指永泰元年之前生活在灵、夏、庆等州党项的总称，并不仅仅指两《唐书》等史籍中所记载的六个部落，且六府部落与东山部落、平夏部落、南山部落并不是同时出现的部落名称，而是随着唐政府对党项持续经略，唐朝京西北土著对于新出现的党项集团的称呼，地著化也成为中晚唐时期党项发展的重要特征。
其二，关于“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管理党项模式的变化”，李军教授列举白居易、李德裕、杜牧三则史料，指出学者以往根据白、李所论推测唐朝为了安抚内徙党项部众，并未明确规定要向内徙党项征收赋税，但思考史料所处语境，李军老师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真实，从内迁党项与所在属地的隶属关系看，唐政府不会允许党项继续保留羁縻状态而不向国家承担赋税，且党项与西北诸镇的关系之所以在宪宗元和年间之后日渐紧张，主要源自党项部众由于身份变化以及边将暴虐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加重。
最后，关于“会昌及大中年间唐朝经略党项政策的转向”，根据新出土的墓志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可知在会昌五年之际，武宗君臣对于党项的态度由招抚转向了武力讨伐。武宗经略党项的措置虽然未能全面实施，却为宣宗朝党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院长徐百永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立足西北，面向边疆：我们的学术定位与使命》，介绍了西部边疆研究院的研究基础，是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建设单位，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主办有《西北民族论丛》学术集刊，出版“西部边疆研究丛书”和学术著作近50部，也有着卓有成效的资政服务。随后徐教授介绍了学院目前的研究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西部边疆治理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中西亚、南亚国别研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最后介绍了学院目前研究队伍、学术平台、研究条件，并强调未来研究展望：立足西北，面向边疆，依托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充分发挥科研平台的积极作用，围绕党和国家有关西部边疆地区的重大发展战略，进行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工作，为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集刊副主编、河南大学吴鹏飞教授，以《<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刊物发展之路》为题目，从三个方面作报告：一是河南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了相关学者的重要贡献；二是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情况，该中心现为教育部基地，最初设三个研究所：黄河文明研究所、治河变迁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现已发展为10个所、实验室；三是《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集刊的办刊实践，2008年创刊，2019年起推行投稿系统、固定栏目、查重等规范化措施，已进入AMI评价系统，知网、万方、维普均收录，吴教授最后邀请学界同仁踊跃投稿，助力刊物再上新台阶。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院长侯慧明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论洪洞水神庙壁画体现的社会思想》。侯教授首先指出由于气候干旱，山西寺观壁画数量第一、题材丰富、精品迭出、遍及全省、序列完整、形式繁多、层级多样、排布分散，并提出古代壁画鲜活生动地展现了先民的丰富生活面向和信仰世界，发挥了教人向善、育人美德、和谐乡里、团结族群的积极作用。其次，介绍霍泉水神庙时强调，水神庙壁画于民间社会中极力标明“国家在场”，同时含蓄委婉地表达了区域社会的水权之争，以及佛教积极参与民众信仰的构建，其中的水神庙“行云布雨图”还具有中华农耕文明的普遍性文化意义。最后，在介绍高平仙翁庙元代壁画后，总结道：山西地区寺观庙宇壁画分布广泛，历史久远，题材丰富，但总体表现特征是以浓厚的天神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自然、图腾等神灵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占据主导地位，而佛教、道教制度化宗教壁画处于从属地位，它们共同在民间发挥教化作用，在维护传统时代民间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张俊峰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商业资本如何进入水利社会——基于近代水利公司的思考》。张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30余年的发展史，以“一个中心，四代学人”为口号，践行行龙教授提出来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学术理念，立足山西，立足黄土高原，以山西为中心开展人口资源环境史与水利社会史的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会史研究》集刊2011年创刊，2023年进入C刊。
随后，针对报告题目张教授从历史水权问题谈起，水权出现商品化现象，水与土地被分别买卖，其次分“维新变法与水利公司的政策渊源”“清末民初各地水利公司的实践与特点”“民国时期山西水利公司的发展与变动”三个部分进行论述，最后总结认为：与传统水利相比，近代水利公司展现出鲜明的商业属性与现代特征，且运营机制逐渐营利化。与此同时，各地水利公司的实践虽因地域而异，却共享着“商办实业”的内核。其共性在于：均以公司章程取代族规乡约，以股东大会取代士绅自治，标志着水利组织从血缘地缘共同体向契约型经济组织的蜕变。最后，国家在近代水利转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制度供给与法律保障是国家介入的体现，另一方面，资本与权力的深度渗透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J9国际官网副院长周亚教授的汇报题目为《改革开放初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制度创新》。周教授首先以“黄土高原的生态困境与历史机遇”作为引言，指出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地形破碎，有塬、梁、沟、峁等地貌类型，面临水土流失的威胁，历史机遇便在于改革开放时从传统到集体化的治理经验，但回到小农时代不可行，路径依赖也走不通，因此出现户包治理的制度创新。接下来的论述以公社治理下的黄土沟壑为背景，以河曲县的水土流失与治理历程为例，指出自新中国成立初期便有组织地治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有小规模的机械介入，取得一定成效，到1980年底，河曲全县累计打坝1763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受“左倾”影响，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项目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其次，试点开始在苗混瞒承包治理小流域，通过工程与生物措施取得一定成效，受到地方政府肯定推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最后以“地随沟走”，一般承包户“坡随地走”为方针，狠抓干部思想认知，将推广工作作为政绩考核干部。最后，从户包治理逐渐走向多元组合，范围推广到忻州全区，甚至到黄土高原地区，周亚教授总结了多元治理形式的创新探索，思考制度创新的可行性来自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调试，且指出制度创新不能割裂历史的连续性，也总结了个人在制度创新中的价值体现。
最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李嘎教授以《方志内外：山西旧志研读散札》为题进行报告。李教授以谭其骧先生《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一文为切入点，重点阐释旧方志文献的史料价值与审慎利用原则。他指出，谭其骧先生主张旧志资料不可盲目轻信，但同时也肯定了旧志文献的重大史料价值，关键在于科学考证、对比辨析。在此基础上，李嘎教授结合自己研读山西旧志的六个实例，提出利用旧志开展学术研究需坚守三大原则：一是强化史源意识，要全面搜集研究区域内所有现存旧志及残稿，重视互勘，惟有如此才能明了其因袭增益关系，溯本求源；二是同一种方志，要前后翻，需从头到尾全面翻检，绝对不能只看其中与该地理要素直接相关的篇章，切忌碎片化检索；三是树立跳出方志用方志的意识，将方志与文集、碑刻、族谱等更原始的文献结合来看。李嘎教授强调山西碑刻遗存极为丰富，可大量补正、校勘方志记载，在AI大行其道的当下务必强化史料细读意识。
最后，安介生教授宣布论坛圆满结束，第二届“黄土高原、黄河流域与中华文明”历史地理高峰论坛紧扣学术前沿与地方文史研究实际，既交流了治学方法与研究心得，又展示了最新学术成果、互通了科研动态，深化了对区域历史地理及黄河文化的研究认知，达到了学术研讨、交流互鉴、凝聚共识的预期目标，为后续黄土高原、黄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重要启发与助力。
文字、审核：马巍
二审：向晋卫
三审：桑煦丽